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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40个瞬间| 价格闯关(1984年12月24日)

    1984年12月24日,中央批准了《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指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方案确定了“放调结合,小步推进”的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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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2月24日,中央批准了《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指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方案确定了“放调结合,小步推进”的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

    34-2 1985 年3 月30 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就价格改革、工资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

    1985年3月30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就价格改革、工资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

    价格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唯一“航标”,正所谓“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资源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如何把商品定价,从计划定价转为市场定价,应当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号,就不可能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但是,价格改革绝不是一放了之,因为价格关乎国计民生,甚至关乎政权稳固。

    提到价格改革不能不说“莫干山会议”,1984年9月3日至10日,《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124位青年经济学家在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上闭门开会,会议形成7个报告,事关价格、企业、股份制、金融体制、农村等方面的改革和开放的研究。这些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史上的开创性时刻”,同时对1985年价格改革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从史料看,全力推进价格改革正始于1984年国务院经多次研究论证而最终形成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其中确定了“放调结合,小步推进”的基本方针。这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35-1 1988 年9 月,北京西单商场,人们望着电冰箱旁“凭票”的通知,感到很无奈。

    1988年9月,北京西单商场,人们望着电冰箱旁“凭票”的通知,感到很无奈。

    什么叫“放调结合”?所谓“放”是指放开价格,从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调”则指计划价格调整。四个字暴露当年的“价格双轨制”: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大致等于市场价格)。为何形成“价格双轨制”?因为当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老国企所需原材料沿袭“计划价格调拨”,新兴民企则按市场规律,以计划外价格获得原材料。这很危险:第一,特权阶层“从计划内向计划外”倒腾物资赚差价、搞腐败;第二,所有人都想据此发财以致全民皆商;第三,短缺经济下多次倒买倒卖严重推高商品价格。怎么办?“小步推进”实际是指“逐步并轨,推进市场定价”。

    但价格改革为何与涨价相伴?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工资水平决定物价水平,使得计划价格长期低于市场要素应有的价格;二是生产与生活资料长期短缺,供不应求;三是政府没有市场价格管理的经验和工具。因此,第一轮价格改革走到1988年10月,中国CPI增幅达16%,加之6月1日政治局宣布“价格闯关”,并通盘考虑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尤其是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申明“除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之后,不看工资同步调整而只忧物价上涨的群众开始上街抢购。

    情急之下,稳定物价变成头等大事,以致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整三年,直至1992年,价格改革才迈出重大步伐。这一年,90%的商品价格交给了市场,国家定价商品降到10%。

    35-2 2018 年夏,在盒马鲜生购买海鲜的市民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2018年夏,在盒马鲜生购买海鲜的市民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更加尊重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要义。当然,市场会失灵,市场环境会恶变,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实践证明:只有科学而清晰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际,市场才会更加有效,经济才会更加稳定而繁荣,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厘清市场和政府关系贯穿始终,而价格改革则是其中的关键。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郭芳

    亲历者 薛暮桥

    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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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中国的价格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薛暮桥(1904—2005年),正是这位老人,当年以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品质,孤言挺理,从而纠正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我们翻开薛老的回忆录,回看那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改革的前辈们,更为了提醒:成功的改革是冷静、理性、有次序递进的结果,而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薛暮桥回忆录》一书中,曾对“价格闯关”前后经济工作领域相关各方的争论与思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理顺价格还是绕过价格改革?

    据薛暮桥回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物价自然难以稳定。其间,有经济学家数次向国务院决策人建议,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仍然听不进去,害怕增长速度下降。1987年4月一次会上,他发脾气,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他批评关于要创造宽松环境以利于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是幻想,‘等待出现宽松环境才改革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怎么会出现宽松环境呢?’他强调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加强企业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决制止通货膨胀、遏止物价猛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另一种是漠视通货膨胀,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1987年开始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年时间内,承包制推广到80%左右的工商企业。”

    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他认为,如果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这一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据他回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刘国光(编者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宾(编者注: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等;而主张第二种选择的经济工作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炉。”

    据薛暮桥回忆,当时,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赵紫阳的赞赏。这篇文章,先在内部刊登,后在报纸上广为宣传。“那时,他(赵紫阳)一面讳言通货膨胀,一面又企图放开步伐进行物价改革。”

    制止通货膨胀才是釜底抽薪

    1988年6月,国家计委邀请经济专家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物价问题。座谈会上,薛暮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稳定物价的经验谈起,又一次提出上述意见。“我说,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胀和逐渐消化过去几年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薛暮桥指出,用增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则被迫增发货币,是“火上浇油”;用行政办法强行限价,会使物价体系更加扭曲,非常不利于经济机制的改革,而且无法保持经济情况的稳定,是“扬汤止沸”;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流通数量,即制止通货膨胀,这才是“釜底抽薪”。

    “我建议用3年时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不惜因此而使工业增长幅度降到10%,甚至8%,这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与此同时,把每年的货币增发量降低到100亿元以下,用3年时间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使我们有可能放手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让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随后,薛暮桥的这次发言,发表在1998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

    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据薛暮桥回忆,他的相关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同志对我很不满意。但是这年夏季去烟台休假和调查时,陆定一同志(编者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等)来看我,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赞扬,还有宋季文同志(编者注: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轻工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也表示支持”。

    不必要的弯路

    1988年夏季,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强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薛暮桥表示,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后5年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3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大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累积起来,只能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

    “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

    责编:钮文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2018年第5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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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刘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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